原创

然后就那样相守,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5月12日,陈宦又发出了第二封通电,敦促袁氏赶快作出决定,语气比上一封要严峻得多。这就是骆成骧定下的“徐图缓进、由小及大”之计,先从私义起,给袁氏私人照拂,逐渐升温为公义,待世人了解陈宦公私难以两全的困境,届时再一纸声明,方奏全功。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全世界最短的电报是法国文豪雨果发出的,他写出巨著《悲惨世界》后,把书稿寄给了书商。由于急于想知道读者反映和销量如何,雨果就给书商发去了一条全文只有一个标点“?”的电报,灵犀在心的书商则回复“!”,雨果于是放心。而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没想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焦头烂额。他深知欲要压制这股浪潮,必先扑灭挑头的护国军。当时护国军挥师三路,分别攻向广西、贵州和四川。其中四川是兵家必争之地,护国军出动了主力第一军,由蔡锷亲自挂帅。袁世凯对蔡锷极为忌惮,不敢怠慢,连忙电告时任四川督军的陈宦,勒令他务必集全川之力,打败蔡锷。为了壮他的声势,袁世凯还调拨了张敬尧的北洋第7师和其他几个师来助战。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贵,是不用说的,据时人笔记记载,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值50多块钱。换句话说,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就要掏500块钱——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请求他们公开表态以平复人心。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这主意也不新鲜,叫做暗渡陈仓。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他在起义之时,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民国之后,因为在沪购买军火、编练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积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时候,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黎元洪遂动了杀心,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吗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第一条:“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用白银3000两赎回。”——这条吴淞旱线,就是丹麦人偷偷架设、险些气死沈秉成的那条非法线路。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话说民国初年,苏州城九如巷住着一家名门,家主名叫张冀牖,又名张吉友。说起张家的先祖张树声,可是大大有名,此人是淮军将领,李鸿章属下重臣,积功升至两广总督。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他手创“树字营”,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平定朝鲜壬午政变的吴长庆等名将都出自他的麾下。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另立新帝,史称“已亥交储”。但是让那个慈禧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强烈反对——洋人同情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各国公使对立储一事冷眼相对,一个去道贺的都没有;而在国人中间,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马可尼在1985年进行无线电报通讯试验,获得成功并取得专利。转年8月9日,由黄遵宪、梁启超等著名革新派人物创办的期刊《时务报》上,就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无线电报》。这条消息用的笔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趣的很,兹转录如下:“意大利人马考尼,年少而好学,尤精于传电,新得其悟,其传也无事于线,不用电磁石,但用摩擦而生之电,凭空发递,激而成浪,颤动甚疾,每秒跳二万五千万次,所谓汉忒象浪是也。其发也性直,返射之角度,与透物之斜度,与光无异致。近挟其术抵伦敦,……表演无线电收发”,“发报与接报处,并无尺寸之线,其电报器具,不过两木箱。演说时,远置厅事两旁,一箱电发,则他箱内之小钟铮然应之”。文中的马考尼,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马可尼,“汉忒象浪”就是赫兹发现的电磁波。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无有敢造次者。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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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吕得
等待常会落空。
无相

但会因为对方的存在而变得格外勇敢。

就否
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
傲娇仙女
我都能听成明天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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