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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快乐永相伴;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孙中山乃是朝廷钦犯,总理衙门何以回复如此迟钝呢?至今已成为一个谜团。有说清政府对如何处置孙中山莫衷一是,有主张在伦敦或海船上直接杀之,有坚持必须运此巨匪归国,公开处决以平民议,群议嘈嘈以致耽搁时日;有说是总署的译电员粗心大意,误把头等加急密电搁错了格子,恰逢李鸿章10月3日刚刚出访归国,引起轰动,各国政要拍往中国的电报极多,译不胜译,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
不料这第二封电报却让蔡锷与冯玉祥很是不满。当时冯玉祥与护国军商定的停战条件,就是让陈宦通电四川独立,现在他发起通电来半遮半掩,只纠缠于退位优待的问题,却不言明自己立场,实在无法取信于人。迫于这种压力,陈宦不得不再去请教骆成骧。骆成骧告诉他说时机已到,箭可以发。
自从衡阳一役后,吴佩孚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这小小的电报简直就是钱学森,能顶五个师。从此他通电不断,不光打仗的时候发,就连国内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事无巨细,他也见缝插针发个通电。山东事件时,他通电谴责;五四运动爆发,他通电声援学生。1923年,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打算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立刻发布通电,强烈反对,故宫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传说他赋闲在京的时候,曾经撺掇张学良把故宫文物卖去外国以济军费,不过此事出自曹锟秘书的记载,未必属实。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官面上往返了几道文书,彼此心照不宣。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盛宣怀搂草打兔子,还顺带着逼迫大北、大东公司签了一个《渔团保护海线章程》,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南汇、宝山和县渔团,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上面渔船纵横。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你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捣乱。大北、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心里有点发毛,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
通过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根据邮传部的记载,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忤逆电报”多件,甚至说,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跟从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骆成骧有着旧知识分子的气节,思想却不顽固,而且公私分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之时,他感于光绪帝提举之恩,写下“纵是瀛台亲笔点,皇清添个送丧臣”的诗句,予以哀悼。但他却在山西臣工奏请清室逊位表章上签了名,表明了自己政治上的公义立场。据说隆裕太后在奏章里看到他的名字时,不由得大哭,感慨说:“连骆某人都这么认为啊。”(骆某亦谓当如是耶?)足见朝廷对其重视程度。

黎元洪对饶汉祥的通电文章极为欣赏,称赞他是“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这话不能算过,差近写实。袁世凯每次看到他的电文,都会饶有兴趣地拿笔圈点精彩之句。就连鲁迅先生都借日本人的评论,说饶汉祥这个人“骈文入神”。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使馆来找邓廷铿,打算一起去探望老乡。邓廷铿把他先稳住,说下午两点再去,先招待他吃了个饭。酒足饭饱之后,邓廷铿拉着孙中山,引荐给参赞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得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扔给大东公司一个蜜枣儿。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失之英吉利东隅,收之美利坚桑榆,英国海军话音刚落,莫尔斯电码便在北美大陆呱呱坠地,不思进取的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殊荣拱手让给了扬基佬莫尔斯。
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4个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华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清谈判中,他也是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1个汉字,4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得很。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电报特有的强大功能,使得这个老大帝国的诸多方面露出了崭新面貌。它改变了政客们的斗争手段,改变了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改变了文人墨客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形态。可以这么说,电报在中国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如何以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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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相川七濑
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太幼稚
手去

知道天气为什么这吗热吗?因为前几年二胎政策放开了太阳自然就变成了俩。

甘愿
可惜它已经变得冰冷。
能面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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