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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天山暮雪,

                          这个时候,从广东飞出的一封电报,挽救了险些被扼死在摇篮之中的东南互保联盟。盛宣怀的恩主、天下督抚的老大领袖李鸿章电复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但是好事多磨,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那时候,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
                          第二条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而陈宦这封通电,却反其道而行之。什么叫“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一句画蛇添足,等于告诉别人,我跟袁世凯不是道理上的争执,是私人恩怨,所以要反他这个人,而不是反他的政策。骆成骧的计策是“反其事,不反其人”,陈宦这一句话,立刻变成了“反其人,不反其事”。结果骆成骧和邓文瑗苦心为他营造出的大义形象立刻崩溃。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已经陷入绝望的慈禧忽然又心生一计,觉得既然跟瓦德西说不通,那么绕开军方,干脆跟各国高层直接沟通,从政治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这时候,她总算意识到电报的好处了。若是以往靠飞骑传送,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数天之内就跟分布在各个大洲的列强高层都建立起联络,现在几个电报拍过去,瞬息便可搞定。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在此之前,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纵然有篇幅很长的,也是有事说事。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堆砌辞藻在上贺表、写奏折、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而饶汉祥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当然,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不过从上可以看出,邮传部从建部以来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认为电报不单纯是一种商业投资,而是同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电线之设,为利交通,不计赢绌,本与商业性质不同”。故而在建立初期,邮传部就提出了口号“电报为全国之交通机关”,邮传部第4任、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尚书陈璧更是提出电报是“国家交通之枢机”,这两条口号足以鲜明的表现出清朝政府对电报这个当时最快捷、影响力最大的舆论控制工具的重视程度。
                          到了20世纪70年代,3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一理论为股市升降、商品销售等很多市场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自从这封通电公开之后,陈宦就一直霉星高照,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他先被撵出四川,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然后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得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淡出了历史舞台。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接到孙中山抵美的秘报时,杨儒正安排李鸿章访美的诸项事宜,忙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孙中山已到了旧金山,立刻头大如斗。他深知兹事体大,生怕这个极端危险的革命党人会对李鸿章作出刺杀或者人肉炸弹什么的,立刻取出孙中山的照片给密探辨认。密探确认在唐人街演讲的,正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孙文。可是作了四年驻外使节,杨儒知道,孙中山如今在在美国的领土之上,他们这些使臣没有拘捕的权限。他立刻约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宣称这个狡猾的孙文是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危险分子,希望美国能够协助拘捕,最起码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个要求被奥尔尼拒绝了,而且警告杨儒不可以在美国领土上有什么轻举妄动,否则可能会发生外交冲突。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愣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䜣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如前文所叙,惠斯通所发明的五针电报机天生就有字母缺失这么一个致命缺陷,这个弱点在哈丁凶杀案中暴露无余。虽然这款机器因哈丁案曝得大名,却始终无法真正广泛流行起来。惠斯通曾经下过大力气进行过改进,可惜问题出在基础理论上,他的改进工作治标不治本,一直无法根除。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有了丁日昌、沈葆桢、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众先辈苦心孤诣的铺垫,到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的时候,中国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闭塞,引进速度之快,态度之开放,令人咋舌。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谏阻此事。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注3: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和炸死宗社党良弼的彭家珍合称为四烈士,合葬于南京西郊,墓碑至今尚在。
                          于是,紧接着,电报又一次在政治上发出了耀眼的光亮,这一次更是极大的震撼了晚清政治格局。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得干净利落,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得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而正在战局胶着不下之际,一封电报——准确地说是一封电报中的一个字却魔术般的改变了整场战争的走向。

                          起初听说儿子参与写书,我并不清楚其中内容,只是关心他的写作状态。我以一名作家的亲身体验,为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人们常说“卖文如卖血”,写作是一件呕心沥血的辛苦事,正式写书不比网上论坛,而且首次合作写书,需要两地频频沟通磨合。为了按期向出版社交稿,儿子一连个把月,白天上班加班,晚上熬夜写书,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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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谁也没有丰实谁的岁月,
                          一切

                          男人情史丰富那叫风流。女人情史丰富那叫风骚。

                          十里画廊
                          唯独嫁人这件事要听我的,
                          何凯凯
                          但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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